谈到历史上俄国向西伯利亚的扩张，很多人的脑海里可能会立刻浮现出一些固定的画面：英勇无畏的哥萨克骑兵，挥舞着马刀，在广袤的雪原上驰骋；而他们的对手，则是那些对火器一无所知、一听到枪响就四散奔逃的原住民部落。
这种印象，就像很多历史故事一样，被简化和标签化了。
然而，历史的真实面貌往往要复杂得多，也更有意思。
幸运的是，一份来自将近四百年前的史料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。
这份记录的作者，是一位名叫尼古拉斯·科内利斯·维特森的荷兰人，他并非军人或探险家，而是一位身兼科学家、商人和外交官数职的知识分子，曾在17世纪作为荷兰使团的成员驻扎在莫斯科。
他的著作，以一个相对客观的第三方视角，记录下了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远征西伯利亚时的一些关键战斗细节，这些细节足以打破我们长期以来的许多刻板印象。
首先，这份来自荷兰的史料，就对哥萨克的作战方式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描绘。
在许多人的观念里，“哥萨克”这个词几乎等同于“精锐骑兵”。
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，是欧洲闻风丧胆的轻骑兵力量。
然而，叶尔马克在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关键一战中的表现，却展示了哥萨克群体的另一面——他们是极具战术灵活性和环境适应性的多面手。
根据维特森的描述，当叶尔马克的船队沿河抵达西伯利亚汗国首都伊什克尔附近时，他们面对的是由库楚姆汗亲自率领的、在数量上占有压倒性优势的鞑靼军队。
岸上和山坡上人山人海，对于叶尔马克区区数百人的队伍来说，这几乎是必死之局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常规的正面冲突都是以卵击石。
但叶尔马克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心理战术。
他命令手下在第一轮射击时，只在枪膛里装填火药，而不放置任何弹丸。
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和弥漫的硝烟，哥萨克的火枪齐射了，但结果却是“并没有一个鞑靼人被杀死”。
这种“雷声大、雨点小”的攻击，极大地助长了鞑靼士兵的士气，让他们误以为哥萨克的火器不过是虚张声势的玩意儿。
随后，哥萨克佯装败退，乘船撤离，进一步加深了敌人的轻敌思想。
当他们撤到安全的河口后，才真正开始武装自己，将“方形的铁块和子弹”以及最大剂量的火药填入枪膛。
这种准备，显然是为了在近距离上造成最大的杀伤效果。
当他们再次返回战场时，骄傲的鞑靼军队毫无防备地发起了冲击，而等待他们的，是哥萨克早已准备好的、持续不断的死亡火网。
维特森特别提到，哥萨克军队被分成了两部分，一部分负责开火，另一部分则在后方装填弹药，从而实现了不间断的射击。
这种轮番射击的战术，与后来闻名于世的“三段击”战术在原理上如出一辙，它有效地克服了早期火绳枪装填缓慢的致命弱点。
这个战例清晰地表明，哥萨克并非只会骑马冲锋的“一根筋”，他们同样擅长步兵结阵、舟船作战和火器运用。
在西伯利亚这种河网纵横、林地广布的环境里，他们迅速调整战术，将舟船的机动性与火器的强大火力结合起来，这才是他们能够以少胜多的根本原因。
这也印证了东欧流传的谚语：“乌克兰的河流，就是哥萨克独木舟的天下”，他们的能力远比“骑兵”这个标签要丰富得多。
其次，这份史料也纠正了我们对当时西伯利亚原住民的另一个普遍误解，即认为他们对火器一无所知，心理防线脆弱。
以往的历史叙述常常将俄国征服西伯利亚与西班牙征服美洲相类比，渲染一种“降维打击”的色彩。
但维特森的记录告诉我们，至少对于西伯利亚鞑靼人来说，情况并非如此。
他们作为西伯利亚汗国的主体民族，长期与中亚和东欧地区有着接触，对于火器这种新式武器并非闻所未闻。
在战斗中，当哥萨克打出第一轮“空包弹”后，他们没有被巨大的声响吓倒，反而变得“更加勇敢”，这说明他们具备一定的战场判断力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遭受哥萨克真正的火力打击，伤亡惨重之后，鞑靼军队也并没有立刻崩溃，而是坚持战斗到了晚上。
最关键的证据是，库楚姆汗的军队中，同样装备了火器。
根据描述，他拥有“两门长6英尺、发射40磅炮弹的大铁炮”，这在当时绝对是威力巨大的重型武器。
虽然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两门炮最终没能成功发射，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，西伯利亚鞑靼人已经尝试将火炮纳入自己的军事体系，试图用技术来对抗技术。
他们并非只是被动挨打的原始部落，而是在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浪潮中，努力挣扎和适应的参与者。
他们的失败，更多是技术熟练度、战术组织和后勤保障上的失败，而非文明认知上的代差。
最后，维特森的描述也生动地揭示了16至17世纪那个时代火器本身的局限性。
那是一个军事技术变革的过渡时期，火枪火炮虽然开始崭露头角，但其性能远非稳定可靠。
哥萨克们虽然运用了先进的战术，但他们使用的火绳枪精度差、射速慢，极易受到天气影响。
而鞑靼人那两门大炮的“哑火”，则更是这一时期火器不可靠性的绝佳例证。
维特森没有说明大炮失灵的具体原因，但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。
在西伯利亚严寒潮湿的气候下，火药受潮是家常便饭；早期火炮的铸造和机械结构也相对简陋，出现故障的概率很高；此外，操作这种复杂的大家伙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炮手，鞑靼士兵很可能缺乏这种专业技能，在紧张的战场上无法正确完成发射流程。
最终，库楚姆汗“咒骂着命令将炮扔进额尔齐斯河”，这一举动充满了无奈和愤懑，也从侧面证明了在那个时代，拥有先进武器和能够有效使用它，完全是两码事。
这场战斗的胜负，不仅仅取决于谁的武器更先进，更取决于谁能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极致，谁的战术组织更胜一筹，甚至还包括了一定的运气成分。
叶尔马克的胜利，是战术、纪律和心理战的综合胜利，而不仅仅是火枪对弓箭的胜利。
维特森的这份宝贵记录，就像一台时光摄像机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、复杂和充满变数的17世纪战场，也让我们得以用更全面的眼光，去理解那段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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